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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为何说《乔布斯传》很有意思

2019/9/16 5:38:39

李克强为何说《乔布斯传》很有意思

在3月15日召开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两次提到了读书,一次是提及自己最近网购了几本书籍,另外一次是说到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人类和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并表示,继两次把“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明年还会继续。

 

虽然此次李总理没有介绍自己网购的图书书名,但根据过去的报道,《乔布斯传》是他重点关注的一本书。2012年3月4日下午,李克强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社科组委员联组讨论的时候,以苹果总裁乔布斯为例,鼓励科技创新,“我翻了翻《乔布斯传》,其中很有意思,他对科研固然很钻研,最喜欢的是艺术。”他还指出:“科技创新和人文精神、人文理念不可分。”并且举例像苹果的各种款式电脑、手机、iPad、iPod到处都卖,营销占领了很大的市场,被年轻人喜爱。

 

2013年12月27日,李克强到天津滨海新区考察,在津京互联创业主题活动中心,他鼓励青年创业者说,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是从小公司起步,大学生青年不仅要泡实验室、图书馆,也要有创业理念,把创新和创业结合起来,为自己、也为社会和国家创造财富。

 

为什么是乔布斯?为什么是《乔布斯传》?其中到底哪些很有意思?这些问题从直觉上恐怕是不言而喻的,但细细考察还真是很有意思。乔布斯说过:“我小的时候,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个适合人文学科的人,但我喜欢电子设备,然后我看到了我的偶像之一,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EdwinLand)说的一些话,是关于既擅长人文又能驾驭科学的人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宝丽来的埃德温• 兰德曾谈过人文与科学的交集。我喜欢那个交集。那里有种魔力。有很多人在创新,但创新并不是我事业最主要的与众不同之处。苹果之所以能与人们产生共鸣,是因为在我们的创新中深藏着一种人文精神。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工程师是相似的,他们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事实上最早做Mac的最优秀的人里,有些人同时也是诗人和音乐家。在20 世纪70 年代,计算机成为人们表现创造力的一种方式。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像列奥纳多• 达• 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同时也是精通科学的人。米开朗基罗懂很多关于采石的知识,他不是只知道如何雕塑。”

 

在《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曾经撰写的富兰克林和爱因斯坦的传记中,最让他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身上集合了人文和科学的天赋后所能产生的那种创造力,他始终坚信,这种创造力也是在21世纪建立创新型经济的关键因素。

 

当我们阅读《乔布斯传》的时候,我们确实发现这一点的重要性。当乔布斯从里德学院退学后,他不用去上那些不感兴趣的必修课,就可以去上那些看起来有意思的课,这其中有一门书法课,乔布斯从中学到了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间调整其间距,以及怎样作出完美的版面设计。这其中所蕴涵的美、历史意味和艺术精妙之处是科学无法捕捉的,这让他陶醉。

 

正如艾萨克森阐述的:这也再一次证明,乔布斯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艺术与科技的交汇处。在他所有的产品中,科技必定与完美的设计、外观、手感、精致、人性化甚至是浪漫结合在一起。他是追求友好图形用户界面的先锋。在这一方面,那门书法课程是意义非凡的。“如果我大学的时候从没有上过那门课,麦金塔计算机里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字形以及间距安排合理的字体。既然是Windows抄袭了Mac,那么很有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也不会有这些。”

 

除了书法课,乔布斯对东方精神、印度教冥想、佛教禅宗以及对个人灵修的关注和浓厚兴趣贯穿了他的一生,这其中当然存在着大量歧路上的迷惑和失足,远非完美,但这一切都促使乔布斯觉悟的提高,更“清楚什么是重要的——创造伟大的发明,而不是赚钱。应该尽我所能,将此生放回历史和人类思想的长河。”

 

在天津滨海新区津京互联创业主题活动中心考察时,李克强总理曾经热情洋溢地对创业者们说:“创业平台散发着咖啡香味,让创业的思想、创新的念头自由翱翔,做到创业创新生活‘三位一体’。有人为了生活而工作,有人为了工作而生活,而你们把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了一起,相信你们一定能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是“身处一个神奇的时代”的故事,这是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故事,这是一个“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故事,这是一个功不唐捐的故事。《庄子•天下篇》中说“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康德在说“美是无功利而生愉快”时指出“无功利是最大的功利”。某种意义上,创业和创业资源的累积其实是没有路线图的,各种看似不相关的实践和努力最终或许都会成就让天下风行景从的伟大事业。

 

就以李克强总理来说,1983年刊登于《法学》杂志上的《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的一万多字的《英国宪法资料》、1988年的经济学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1999年出版的译著《法律的正当程序》(第一译者),甚至夫人程虹教授翻译的《遵命大臣》(Yes Minister)或许都为后来的“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和今日的“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当下的青年朋友,或许确实没必要将《乔布斯传》神化为一本创业者的圣经,但是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在闲暇时多多重温《乔布斯传》,只要稍加留心,总是能发现之前可能疏忽的更多的细节,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